这周的一个想法是：很多幼稚或者偏执的想法，都是还没经历过生活的摩擦，现实永远都是更复杂、更难用一套标准定义的。
虎嗅关于宫崎骏的一点文章，可能是借着《千与千寻》重映又重新拿出来讨论宫崎骏。如果对宫崎骏或者吉卜力有所了解的话，就会知道动画里表现出来的很多美好，在现实中都是无数的心血付出。
“你以为创作出少女在花田里奔跑的动画的人，就是那种在花田里奔跑的人吗？怎么可能呢。他们是呕心沥血燃烧生命创作作品的人！”
我看过NHK纪录片《不了之人宫崎骏》，也看过铃木敏夫的书《吉卜力的风》。说实话第一次了解吉卜力动画背后的故事还是挺震撼的，因为跟想象的太不一样，其中反差最大的就是暴君式的宫崎骏，创造过这么多优雅的、荡气回肠的传世动画的人，在工作中是非常残酷的压榨者。
其中最夸张的例子就是近藤喜文，甚至为了创造《幽灵公主》过劳而死。
90年代以来，吉卜力培养出许多新人，但近藤喜文的地位无可撼动，他是公认的接班人。
因为他拼起来不要命的样子，像极了宫崎骏。
近藤喜文埋首在堆满稿纸的工作桌上，一年，十年，十七年，他默默描绘着宫崎骏和高畑勋的世界，如同一名花匠，精心培育动画王国的每一朵蓓蕾。
因为长年伏案工作，近藤喜文的身体很不好。可谁叫他深爱这个动画王国呢？他依然专注努力着，常常独自工作到深夜。
做了一辈子绿叶，直到《侧耳倾听》上映，他的惊人才能才为观众所知。《侧耳倾听》之后，他紧锣密鼓地开展《幽灵公主》的工作。但他的身体状况已很不乐观，做了好几次刺肺活检。医生再三告诫，一定得住院好好休息，不然会死的。
如果能听劝，他就不是近藤喜文了。
1997年《幽灵公主》上映，好评如潮，揽奖无数，蝉联日本本土票房冠军三年之久，直到被吉卜力自己打破。但这些近藤喜文已看不到了，他在《幽灵公主》上映后三个月，过劳而死。
宫崎骏在悼词中讲道：
“由于长时间的工作导致的疲惫，他常常在朦胧的状态下绘画，在他桌子那蜷缩起来。但是，这个男孩的表情真的很让人振奋，脸上洋溢着温柔和蔼的样子。它真是一副很棒的图画。”
画面是美好的，细思却是可怕的。
真的是让人唏嘘不已，同样的还有宫崎骏对他的儿子宫崎吾朗的苛责，在《吉卜力的风》中也有很多体现。
制作《地海战记》的一年，宫崎吾朗没日没夜画分镜，把自己逼到崩溃，一定要证明给父亲看。《地海战记》中，少年弑父，被心中的黑影纠缠，很明显看得出，就是他内心世界的显现。
《地海战记》首映典上，宫崎骏看了一半就草草离场，并用两个字评价：乏味。
对儿子尚且如此，对于普通员工就更甚了，因此吉卜力的优秀画师一直都在不断地流失，最重要的原因都是无法忍受与宫崎骏一起工作。
当然，公平地说，宫崎骏对他自己的要求更严苛、更以一种献祭的方式在创造。
这就又引出一个很难圆满的悖论，如果没有他如此高的标准跟要求，吉卜力也许就无法创造出如此高质量、甚至是最伟大的动画作品，但是也因为如此，几乎没有画师能跟他长时间合作，使得吉卜力只能成为宫崎骏的吉卜力，王国终将随着国王而逝去。
Stories是什么？之前概念上我也不清楚，感觉国内大公司也只有微博借鉴了一下，看了这篇文章大致懂了。Stories是一种创作门槛比短视频更低的视频表达方式。
YouTube vs 短视频 vs Stories
就像抖音和快手在同样的短视频形式下发展出完全不同的产品形态，Stories15秒动态照片/短视频、24小时消失、编辑功能的产品形式搭载在不同产品上形成了不一样的生态（Whatsapp的纯熟人、Facebook/Messenger半熟人、Instagram围观大V）。而不同产品中的Stories的共同特征是：对内容生产门槛的极大降低。
最显著的差异体现在内容创作门槛上。
2005年成立的YouTube一直在欧美一直是*“视频基础设施”*的地位，早期用户用DV拍了视频在网上没地放，因此YouTube成立当年的愿景是：成为用户生成视频内容的第一互联网上平台，在内容供给端抢占先机，后续从07年开始通过向创作者分成持续建立内容壁垒。但即使强如YouTube，其先天的内容形态已经决定了内容供给天花板：横屏的，需要专业视频软件剪辑的，需要精心设计的内容。也因此日均投稿/DAU对应的DAU投稿率约为0.39%，同短视频有数量级差距。（YouTube对应的解法是拉长内容推荐周期，视频上传后79天后获得总播放量的75%）
以抖音、快手为代表的短视频形式，内容生产的门槛已经有了极大的降低，相比起YouTube拍摄载体从DV/摄像头转移到手机相机，内置的各种内容创作工具同样降低了视频的后期制作成本。而快手由于对创作者更友好普惠以及更繁荣的社区氛围带来的投稿率更高，DAU投稿率据说能到9%左右。
Snapchat在内容生产的门槛降低上更加极端：App一打开就是拍摄界面，而在左下角和右下角才是对话和Discover入口，分别对应IM功能和内容消费。根据CEO斯皮格尔去年10月公开信中数据，每名日活用户每天产生16个Snaps（用Snap拍摄的照片/短视频），以1.91亿日活计算，每天产生30.6亿个照片/短视频，并且在拍摄及后续的发布中通过产品设计上的强引导让用户将照片/短视频发布至Stories。根据DAILYBEAST网站在2018年1月获取的一份详尽的公司数据显示：每天发布的Stories超过3亿。
这大概对应了250%的DAU投稿率，即使数据存在偏差，但相比起抖音、快手的短视频的内容发布率应该也有数量级差距。从这里出发大概能理解为何年初的多闪做的如此急切。
乱翻书在《你的时代跟我的时代不同？》一文中论述过，Snap的核心是无压力社交：
- 表达门槛低，你不需要有什么严肃的理由就可以沟通
- 消费压力小，你不需要对每次沟通做出回应，甚至都不需要付出思考。Snap的Stories消费方式是：点一下干掉一条
- 可以不用对过去做的任何表达负有责任
看完突然很能力理解字节跳转这么想要主推多闪的原因了，可能也是意识到Stories这种形式很可能会成为下一个阶段社交的风潮，从这个角度看，多闪倒真不一定是要把微信当成对手。
去年OPPO、vivo刚开始推出升降式结构手机时，网上一片质疑，其中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最大的疑问是：真的有必要为了隐藏摄像头付出这么额外的代价吗？
最后市场证明了，这样的妥协交换，消费者是愿意买单的。
升降式摄像头对于今年的手机行业来说已不是什么新鲜事物，发展至今，除了有仿照 vivo NEX 的独立前置升降和 Find X 的整体升降外，还衍生出类似 OPPO Reno 侧旋升降。
然而这些手机的目的都只有一个，那就是靠隐藏摄像头来实现真正的全面屏形态，进一步刺激消费者的视觉神经。
然而从结果上看，滑盖和双屏都只是昙花一现。除了主打滑盖的荣耀 Magaic 2 和小米 MIX3 ，以及主打双屏的 vivo NEX 双屏版和努比亚 X 等寥寥数款外，我们再没有看到其它的新机型跟进。
反倒是升降摄像头，早已从 OPPO、vivo 扩展到小米、华为和三星阵营中，甚至还直接下放到千元机序列，成为了除水滴和挖孔之外的新潮流，证明市场也给予了较为积极的反馈。
然后我也在连续使用iPhone 6年之后——并且同时使用MacBook Pro、iPad Pro、iPad mini——换了一台Android手机，一加7 Pro。可以说有一次验证了真香定理。
这篇文章的标题我本来很不喜欢，差点就划过去了，然而「30+朋友已读过」还是吸引我点进去了。
文章里很多关于香港年轻人的描述，我也没在香港生活过，不予评价。但是关于在一个阶级固化，物质生活压力巨大的环境下，年轻人关于自我、社会的认知问题，我觉得这篇文章说的很好。
回归二十年以来，以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衡量，香港从7000美元增长至如今的38000美元，翻了五倍有余，成为了世界上最富裕的七个经济体之一。然而普通人民的生活质量却丝毫看不出如何“翻了五倍”：根据2016年乐施会报告，香港700万人口中，贫困人口为117万人，贫困率高达17.6%。香港最贫穷10%家庭平均月收入，从2001年的2590美元下降至2011年的2170美元，十年间下降了16%。而这十年间，香港薪酬最高10%的人群收入增长率高达60%；1997年，李嘉诚资产70亿美元左右，2014年，李嘉诚个人资产310亿美元，增长442%，而李嘉诚近十年来数次“分家”，子女继承了其许多产业，李嘉诚家族资产，被认为超过1000亿美元。
据2016年瑞士信贷统计，香港人口中10%的富有人群控制着77.5%的财富，比十年前高出了近10%。基尼系数从1997年的0.518攀升到了2016年的0.539，位居发达经济体之首。香港连续五年蝉联全球住宅楼价最难负担城市，楼价入息比率为17倍，远超第二位温哥华的10.6倍。
一方面香港经济活力受损，兴新产业几无发展，上升渠道几乎被堵死；另一方面，香港人民亲身体会严重的贫富差距，仰望着高不可及的房价，这种不满情绪日积月累，成为骆驼背上愈来愈重的稻草堆。
我自己有一个很大的感悟是，「明辨是非」是一种非常奢侈的能力。这要求你有很好的教育背景，家庭条件，你才能心态平和地去思考、探讨很多问题。很多偏激的人，并不是坏，而是他做不到进一步的思考，有些可能是没有受过足够的教育，没有这个能力，有些可能是迫于生活，没有这个时间跟精力。
停下来思考、站在别人的角度看问题，这些看起来很简单的方式方法，实际上都是很难实现的，尤其是社会生活本身已经压榨了你过分精力的时候。其实也很好理解，如果你在工作、生活中总是受挫折，失败感很强，你在很多问题上就很难有全面深入的思考，且不说迫于生活，没有时间就真正了解对自己生活没有帮助的信息，光是平时的积愤就足够使你是去理智。所以网上的键盘侠往往在生活中都是不如意的人。
只不过当这个问题仅仅是个别现象时，我们还能称之为键盘侠、网络暴力。如果是一个社会的普遍现象呢？